那场高考的艰难岁月 
文/梁赤 

    相信每个参加过77年高考的考生，他的背后都有一段艰辛而可歌故事。三十年后的今天，我目睹参加高考的这一代学子，目睹伴陪他们考试的、与我同龄的家长，我感慨万千。我翻出那尘封发黄的知青日记，勾起了我那深深的记忆，那段参加高考的历史，依然鲜活……。 

    1977年，我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，在粤西的一个茶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，已经有三个年头了，在这莽莽的大山之中，过着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,碌碌无为的茶农生活。我那人生的青春，就浪费在这穷山恶水，那壮志豪情，就湮灭在这山间黄土。那年月，知青的唯一奔头，就是希望早日的招工回城，做个工人。我那茶场处在大山深处，不通公路，没有电话，没有广播，信件也只能寄到墟镇的邮局，自己去取，可见其闭塞。77年10月，党中央决定恢复高考制度，可我是在11月8日假期回家休息，才知道高考的消息。我意识到，高考是我们知青鱼跃龙门的一条捷径，是彻底改变命运的一个绝佳机会。我是多么的欢欣鼓舞，欣喜若狂啊！1977年11月8日，我在知青日记中写了两首诗： 

《喜闻招生制度改革》 
招生制度重改革，喜讯传来心潮涌。 
驱逐文霸万众欢，文坛花香花更红。 
祖国栋梁如春笋，贤才豪杰将尽现。 
实现“四化”日可待，东方巨龙可擎天。 

《自勉》 
一年复一年，光阴尽消磨。  白了少年头，磋砣又坎坷。 
奋斗在七七，潜龙脱枷锁。 再续寒窗梦，豪气泣山河。 

    尽管这是两段是蹩脚的顺口溜，但它铭刻着我三十年前对高考的祈盼与大学的梦想。我清楚记得，77年的高考是在12月11日到12月13日，从我知道到考试的日子，只有一个月零3天，也就是说，那场高考，我只有33天准备时间。 

    我们这一代，可以说是文革荼毒最深的一代。文革中，我父亲被下放到一个乡村中学教书，我随之在那里读书。那年月，学校根本没有系统教授文化课，我最记得是数学课，学面积体积，是到农场挖粪坑，实地查丈，学习计算各种形状的体积，其他的代数、方程等一点印象也没有。物理课是学修理农机，化学课是学使用农药杀虫。这样的文化底子，参加高考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。幸好我有一个做语文教师的父亲，家庭教育为我的语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，我将主要精力放在数理学科上，在这33天中，硬是把初中的数理化书本重学一遍。那段日子，最令我难以释怀的一件事，是那个贫下中农的场长，不准我请假脱产复习，我只能在每日的凌晨、在晚上复习功课，用“日以继夜”、“焚膏继晷”来形容这段日子一点不为过。可恨那场长，竟然说我的煤油用多了（那时没有电灯，是煤油灯照明的）。我的那场高考，多么不容易呀！看着今时今日的高考，全社会为之开绿灯，我禁不住要对这幸福的一代说：要珍惜啊，孩子！ 

    那年的高考题目基本上是初中水平，但许多题目我还是不会做。77年12月13日我在日记中是这样写的：“题目不算深，考得不顺心，基础太差了，今年考不上，信心不能失，明年秋再来”。考试完后，我对77年的升学已不抱更多的希望了。没想到在1978年1月18日，我收到了高考体检的通知，上了高考第三批分数线，那年的高考不公布成绩，上了分数后，通知体检，再填报志愿。我有幸进入第三批体检，应该是刚过分数线，如果当时填报个三类学校如地区师范之类的，肯定被录取。但我那时太自负了，太想上名牌大学了，不听老爸的话，三个志愿均填了名牌大学。结果，再没有等到我想要的大学录取通知书。 

    77年的高考上了线没被录取，不但没有打击我的斗志，反而使我认定我是一个读书的料子，我自信一定能考上名牌大学，我继续了78年的高考。那时，高考重理轻文，80%的考生是报考理科的，我那时的理想是做一名科学家，自然是报考理科。现在看来，我真是太没有自知之命了。我的数理化底子差，偏偏去考理科，落榜就是自然的事了。78、79年两届高考，我的数学只考了三十几分。三年的落榜，我的锐气大受挫折，是我的父亲在精神上、物质上鼓励支持着我。三次落榜，父亲没有说过半句风凉话、泄气话，对我更多是引导和鼓励。父亲说：“孩子啊，你的语文底子要比数学好得多，你应该考文科，一定能考上，读中文、历史专业也可以嘛！” 

    80年高考，我听从老爸的劝告，转考文科，同时，不管单位同不同意，写了一张半年的假条，重返校园复读，拉开了背水一战的架势。在这复读的半年中，我没有迈出校园半步，宿舍里全部贴满了复习的各种卡片，“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读高考书。”终于，上天不负有心人，80年的高考放榜，我以全县文科第三名的成绩（记得是总分362分），考入了中山大学法律系。从此，我改变了命运，告别那茫茫的大山，走进了法律的殿堂，律师生涯，从那一刻就注定已经开始了。 

    我有今天，我要感谢邓公的英明决策，更加感谢我那慈祥的父亲。